1963年初春的一个午后，中南海幽静的迎风道上，毛主席边散步边与随行的年轻女教师闲聊。忽然，他停下脚步，问她：“你父亲说起过吗？四十多年前我向他借过两万块银元，一直没还。”姑娘正是章含之，闻言愣住，只能摇头。
那笔尘封的旧债，要追溯到1920年。其时27岁的毛泽东在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款、为湖南的工运筹措经费。囊中羞涩，他想到了昔日相识的章士钊。得到电报，章士钊二话不说，连夜四处奔走，凑出两万元大洋。钱款解了燃眉之急，也锁定了一桩足以写进史册的交情。
半个世纪倏忽而过。新中国已立，毛主席执掌华夏，但那笔债始终记在心头。为了避免伤及章士钊的自尊，他决定每年春节寄去两千元稿费，连寄十年，直至偿清。章士钊收到第一笔汇款时，又惊又惶，托女儿带话：这钱实在收不得。毛主席回信一句：“行老不收，便是不给面子。”既是还账，更是体贴长者的别样方式。
父债未了，师生情却悄悄种下。1963年12月26日，毛主席迎来七十寿诞。他破例设宴，章士钊携女儿再赴中南海。席间，主席忽问章含之现在做什么。得知她精通英语，毛主席笑言自己“洋文蹩脚，需要人指点”，当场征求意见。章含之慌忙推辞，章士钊却在旁鼓励：“小孩子，胆大点，去伺候先生读书，也是缘分。”就这样，名义上的“老师”和“学生”对调，从此周末的夜读时光，成了两人讨论莎士比亚与《红楼梦》的课堂。
进入七十年代，国际局势风云突变。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，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。外交部亟需既懂外语又熟知主席思路的人才。毛主席拍板，把章含之从北京二外调至部里，归乔冠华领导。“你能说能写，何不试试外交场合？”主席的一席话，推开了她后半生的新门。
1972年9月29日凌晨，灯火通明的紫光阁里挤满了忙碌的身影。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方才飞离西郊机场，周恩来、乔冠华、廖承志等人赶来向主席汇报会谈余波。欢谈中，毛主席兴致极高，旁征博引，从《孟子》讲到拉美解放运动，气氛轻松而热烈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转瞬间，话锋一转。毛主席望向坐在一侧记录的章含之，声音忽然放重：“章老师，我得批评你——你，没有出息。”屋子里顿时静下来。周总理抬眼，乔冠华也放下了茶杯。章含之以为主席又在开玩笑，开云app官方微笑点头：“我接受批评。”
“不是客套。”毛主席目光炯炯，“你的婚姻早就破了，你却宁肯拖着，图个面子。革命工作讲求解放思想，可你连自个儿都不肯解放，算什么出息？”一句直指软肋，令她脸色发白。片刻后，她哽咽：“主席，能不能换个话题？”
主席没有松口。“非得说透。个人问题不解决，哪来轻装上阵？外交场合讲究干练，也讲究内心坦荡。”他这一锤，击穿了长久的沉默。乔冠华轻轻皱眉，周总理抿着嘴没插话，场面却并不尴尬，更像长辈对后辈的督促。
当天夜里，章含之辗转难眠。与丈夫的感情裂痕，其实自1965年起便无可弥合，只是碍於颜面，迟迟未决。主席的公开“点穴”，逼她正视现实。一个月后，她完成离婚手续，结束了那段名存实亡的婚姻。
1973年春，章含之与乔冠华的感情渐入佳境。乔年长十五岁，经历过延安窑洞的清苦，也享受过联合国讲坛的聚光。两人谈论诗词、探讨公报措辞，惺惺相惜。北京深秋的黄昏，乔冠华把手稿递给她：“来，挑毛病。”一句玩笑，却暗含依赖。
对于旁人，这似乎是一段有些“传奇色彩”的姻缘；对毛主席来说，不过是让一位得力的女外交官卸下心理包袱。1974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，乔冠华高声宣读声明时，章含之坐在会场旁听席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改词痕迹，见证了两人并肩的岁月。
有意思的是，章士钊在上海病榻上得知女儿再婚的消息，只问了一句：“他，是个读书人吧？”听到肯定回答，老人点头：“那就好。”距离毛主席最后一笔“还款”寄出，恰好过去两年，半个世纪的恩情就此闭环。
这件事常被坊间当成一段轶闻：伟人批评弟子，弟子涅槃重生。然而放进大历史坐标，能看出的不只个人命运，更有那一代革命者对“信义”二字的执着。从1920年的两万大洋到1972年的那声“你没有出息”，时间跨越52年，逻辑却并未断线——欠债要还，旧事要了，当事人也要敢于负责。
翻检资料，毛主席公开批评下属并不稀奇，但以如此私人话题示警却并不多见。1972年的那个夜晚，他既是国家领袖，也是家中长兄，关心的是一个年轻女干部能否在新的国际舞台上稳稳站住。章含之后来回忆：“主席把我当学生，也把我当孩子。”一句朴素评述，道尽真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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